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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研究》(汉)2018年第3期摘要

日期:2018年10月09日12:02 点击数: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和路径探析
扎西 刘玉 靳勇强

进入新时代,大家既要不忘历史,关注当下的发展,也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持有坚定的信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家就越需要倡导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巩固民族大团结,以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存在同民族分裂势力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问题,这就更加需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做好民族工作以及更好地服务我国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民主改革与西藏历史巨变
白玛措

西藏民主改革让西藏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使得西藏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还是经济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学问的现代化方面都以崭新的姿态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

试论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的行政体制改革
陈鹏辉

适时调整、完善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是清代治藏的重要内容。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所规划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裁撤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西藏行部大臣;行部大臣之下设左右参赞、左右参议,再分别设立“九局”;地方一级的改革总体目标是逐步建立州县制。张荫棠的行政体制改革虽没有完全实施,但其在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驱使下,为建立一体化的中央直接治理体系所做的努力,对后世西藏政治制度的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亦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从王朝时代向现代国家时代的迈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吉岭历史归属问题研究
——兼论锡金与中国西藏的关系
达瓦次仁

大吉岭最初为锡金领土,之后被不丹、尼泊尔、英属印度和印度统治。大吉岭被英国东印度企业租借后,逐步发展成为英国人在锡金建立的独立行政机构,最终被印度并入西孟加拉邦。

《弟吴宗教源流》(吐蕃史)译注(一)
弟吴贤者著 阿贵译注

《弟吴宗教源流》是一部约成书于12世纪的重要藏文宗教史籍,藏文原名为《弟吴贤者所著印、藏教法源流详本》。已有的汉译本在学界的影响还不甚大,对这一史料的运用不够充分,故重新对新史籍进行译注则显得十分必要。本译文为《弟吴宗教源流》第五节“吐蕃佛教史”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部分的内容,主要讲述“佛法在吐蕃的传播”,即礼赞、顶礼的定义、立誓、思恩以及一切王的定义等。本次译文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藏文《弟吴宗教源流》第2版为蓝本,为该书第173页至第187页的内容。

民国前期康区田赋和牲税征收
席蒙蒙 裴儒弟

民国前期康区的产业形态主要是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比例较小。基于康区农、牧业的关系,田赋和牲税是康区赋税征收的大宗。民国前期川边地方政府在田赋、牲税征收上均采取过相关的措施,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赋税征收秩序,也相应增加了赋税收入。然而,康区执政者和县知事更替频繁,诸多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尤其是在第二次康藏战争之后,川边失地甚多,康南数县长期处于失治状态,关外各县抗粮抗差相习成风,应征地粮和牲税愈来愈少。因此,民国前期康区田赋、牲税征收的整体成效不佳。


贫困村民视角下西藏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
刘天平 孙前路 张蒙蒙

贫困村民满意程度是衡量精准扶贫成效和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依据西藏农牧区7个市(地区)2286户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贫困村民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总体来看,贫困村民对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的满意度较高,但对不同的识别形式和公示方式的满意度有差异,对不同的帮扶举措和帮扶主体的满意度有差异。分析表明,乡村熟人社会提高了贫困识别结果的精准性,但识别形式和公示方式依然有待规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帮扶差异、物资帮扶和项目帮扶的帮扶差异,说明帮扶举措的针对性还需要加强,帮扶主体需要重点定位于最了解村民详细情况的基层乡村干部这个群体。

交易成本对西藏青稞种植农户纵向协作选择行为的影响
朱桂丽 石徐

交易成本是影响农户生产与市场有效衔接的重要因素,对农户融入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利用西藏拉萨、日喀则和昌都3市345份青稞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从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实行成本3个环节探讨交易成本对农户纵向协作选择行为的影响,鼓励生产合作经营组织发展,促进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户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市场交易行为。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发展研究
陈 朴

西藏自治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解决开放发展的问题。当前西藏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水平都需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南亚邻国在“五通”方面水平也不高。因此,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开放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途径、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从而提升西藏开放发展水平。

西藏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方晓玲 邓亚净

协同治理的理论本质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基本吻合。在确保社会治理政府中心位置并积极引导宗教力量与农村社区建设相适应的情况下,协同治理理论在西藏农村社区治理实践中大有作为,是以整体性视角弥补农村社区治理裂痕的有益探索。从西藏农村社区发展现状出发,市场化社会组织的嵌入、社区贫困问题的协同解决以及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构建,是西藏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拉萨市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的管理研究
周蓉 胡洁

智慧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行新型城镇化、推动信息化的新动力,拉萨市作为全国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之一,在全面打造“智慧拉萨”,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拉萨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面对庞大的智慧城市生态系统,拉萨市仍旧存在管理方面的难题,需要从管理的后期运营、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完善规章制度以及因地制宜等方面着力,以期推动拉萨智慧城市又好又快发展。

边缘理性的田野呈现:白马峪白马人池哥昼知玛角色的学问阐释
权新宇

“知玛”作为文县白马峪白马人“池哥昼”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源自于历史又穿越了历史,传承至今,业已表明:“知玛”是白马人基于生存需要而对氐羌系部族学问传统重构的产物。在“池哥昼”所构筑的神圣与世俗的场域中,“知玛”展现的浓浓的“人情世故”主题不仅张扬了“知玛”鲜明的世俗个性,同时也诠释了其自身存在的“边缘理性”。村落语境中,年年、代代白马人展演“恶意”丑化的“知玛”,不只是为了娱神娱人,更为重要的是白马人借助于“知玛”的学问隐喻对内强化族人对族群内婚制的认知;对外构筑“我群”与“他群”的边界分野。从中可以窥知数百年来,在汉、藏边缘地带的白马人正是借助于“知玛”这一学问具象反复展现着“白马人之所以是白马人”的学问逻辑。

从“谢绝听唱”到“尊为神灵”:热贡郭麻日人的格萨尔信仰与认同变迁研究
周毛先

在热贡隆务河谷两岸坐落着被当地人称之为“霍尔”或“铎日铎”的四个村寨(蔡孜德裕),民族识别时被统一认定为“土族”。 其中被称为郭麻日的村寨,据说避讳听唱《格萨尔王传》,尤其是《霍岭大战》部分,但有趣的是,“阿尼格萨尔”又成为护佑郭麻日人的守护神。从“谢绝听唱”到“尊为神灵”这一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群体如何从“过去”中走出来,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如何朝“现在”之变迁走下去。郭麻日人以特别记得一些祖先(藏)而忘记另一些祖先(霍尔)来达成“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模糊霍、藏之间各种学问典范与政治权威所建立的“边界”,从而修正其族群边缘问题,实为多元学问视野下的一种生存策略选择。

活形态史诗对外翻译传播的新拓展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评介
臧学运

作为一部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我国文学史、翻译史上地位十分重要。这部世界文学珍品的英译研究,此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王治国博士的大作《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为活形态史诗对外翻译传播开辟了新途径。王治国在书中理清了《格萨尔》创作和翻译传播的起源发端、传承谱系和传播路线,以及主要版本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对此作了开创性的努力。同时,从对《格萨尔》史诗域内域外的翻译梳理,提出了史诗传播的三条路线,即“欧洲汉学的域外关注、北美汉学的现代解读与中华大地的本土阐发”。尤其是根据当下经过以汉语本为中介的转译,提出了中国民族文学外译的翻译传播路线,发出重写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倡议。

明代藏族史学名著《后藏志》思辨三则
顿 拉

《后藏志》成书年代大约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七年(1635年)之间。这部史书的编篡目的,除了赞颂后藏佛教的兴盛,更主要的在于宣扬藏巴汗的统治地位,对其统治前藏制造一种正统性;在编纂题材上,是一部融集教法源流、寺院布局、高僧传记为一体的关于后藏地区的寺院志书,为清代西藏地区编撰寺院志提供了范例。

雪域使者,译坛双英
——陈观胜、李培茱生平事略及其藏学译著述评
汪雨 徐鲁亚

我国藏学和涉藏题材著作的外译工作,是向世界先容藏区历史和现实以及我国治藏方略的一个重要阵地,肩负着传播藏族学问、促进藏区稳定和谐、确保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重大使命。陈观胜、李培茱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长期奋战在藏学翻译的第一线,为我国的藏学研究、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他们二位在藏学翻译领域的突出贡献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但他们的藏学翻译作品,数量等身、质量上乘,在藏学相关学科领域、中印关系等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光彩”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前英国人福特在藏广播通讯传播活动刍议
郭锋 袁爱中

罗伯特•福特是和平解放前最早为西藏地方政府从事无线电通讯及广播工作的外国人之一。作为西藏近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从传播角度对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罗伯特•福特的自传《在藏被俘记》中,记载了其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受雇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创办了“拉萨广播”和“昌都电台”,并密切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动向的种种活动。福特在藏创建广播电台的资讯传播行为具有选择性与双重性,传播倾向具有政治性与反动性,其背后的逻辑是具有霸权性质的资产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福特在藏的活动是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源头之一,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的影响。研究西藏的传播史实,借鉴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做好西藏对外传播工作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内仓央嘉措相关书籍出版情况考察(2001—2006)
荣立宇 崔凯

21世纪仓央嘉措在汉语学问圈中掀起热潮,相关书籍的出版井喷般涌现。考察仓央嘉措相关书籍在2001~2006年这个时间段的出版情况,一方面可以勾勒出“仓央嘉措热”在新世纪对/受出版界影响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助于呈现“仓央嘉措热”影响下相关出版书籍的总体性特征。

《萨迦格言》英译本比较研究
——传播学视阀下学问负载词的翻译
黄信  颜晓英

民族典籍外译是中国学问走出去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萨迦格言》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学问负载词,体现了浓厚的藏民族色彩以及鲜明的学问个性。通过传播学视角的比较,可以得知,李氏、达氏和薄氏在《萨迦格言》民族学问负载词翻译方面各有千秋、各有得失,但对于民族学问的传播,应尽可能地“求同释‘异’”,最大限度地“还原”与“移植”,保留民族性进而实现的语受众建构性的理解与接受。

(责任编辑: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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